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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史莹,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

2019-09-28 15:26

2007年8月9日凌晨,《足球大赢家》知名女记者史莹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冰兰吉他”的网名也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忘怀的惊叹号,她走之前刚刚当了4个月的妈妈。

图片 1 中奖彩票

  1993年11月16日,我和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的文字记者飞抵西雅图,准备采访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下午抵达西雅图后,从机场开租来的车刚到饭店,就接到北京总社摄影部的通知,需要一张西雅图威斯汀酒店的外景照片,因为第二日(即11月17日),APEC部长级会议将在这里举行。立即开车前去拍照,然后赶回我所住的酒店。在酒店房间内,我将胶卷从相机内取出,然后用暗袋将胶卷卷进显影罐中。在卫生间内配好黑白胶卷的显影液、定影液,等到显影液的温度合适了,开始冲胶卷。显影、定影,将湿的胶卷从显影罐中取出,用海绵将它表面的水珠吸去,用吹风机将吊起来的胶卷吹干,从中选出一张底片。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天津天海俱乐部悄然官宣,国家队集训队主帅沈祥福正式担任天津天海主帅。事实上,自从天海全队重返国内冬训后,沈祥福一直带队进行训练,尽管天津天海也进行了一系列选帅工作,但随着近期不少前集训队球员的租借加盟,天海俱乐部最终放弃了此前的选帅人选,确定由集训队主帅沈祥福正式带队。

图片 2资料图:中国球迷。 图片来源:Osports全体育图片社

搜狐彩票中心在此代表全体彩票业界同仁,对史莹的离去表示深切哀悼!

体彩14场胜负游戏一直以来被人尊称为有经济基础人的游戏,其实不然,这种依托足球赛事而衍生的足球彩票,其实是足球文化中的一项,是给对足球感兴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提供一个参与足球、分享快乐的舞台,同时通过购买足球彩票的方式为自己喜欢的球队、球员呐喊、助威,最终还有机会实现中得大奖的梦想!如此完美的过程,只要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的人都可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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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传媒江湖:

以下是《足球大赢家》报社主编苏葭纪念史莹的一段文字:

这不,来自厦门的90后美女小黄便是这样的一位人,她特喜欢看足球,不管是五大联赛还是国家队比赛,都会去了解、去关注。她风趣地说:“喜欢足球,如果仅局限于看球、关注足球新闻,那乐趣就不完美了,想要品味真正的足球快乐,那与足球息息相关的足球彩票就得去玩一玩,就能体验到飞一般的感觉。”

作者:宋晓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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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

我甚至现在还不敢相信史莹就在这个清晨,就在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身边离开这个世界,更不忍心去点击MSN上史莹签名档"冰兰吉他"之后的那段文字:“以后出差坚决要带着孩子”。

小黄虽然家庭经济一般,工作后,薪水也不是很高,但她总能从中挤出一点,通过购买足球彩票的方式,为自己喜欢的足球加油。她说她每次购买金额就几十至几百元,偶尔也会买个上千的,但那要自己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在去年11月中旬,她感觉特别的好,购买了一张256元的14场胜负小复式票,还进行了7倍投,结果时来运转,有一场比赛延期了,而延期的那场比赛她又刚好双选,最终这张票收获了14注一等奖和28注二等奖,总计奖金276206元。27万元奖金,虽然不算很多,但那像她一样的工薪族来说,那已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了。虽然那次的疯狂,让她尝到了中体彩大奖的快乐,可事后她还有挺淡定的,因为小黄自己深知,她买足彩完全是娱乐,让自己对足球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当年新华社的发稿,分为传真照片和专题照片两种,传真照片是专为报纸用户发的新闻照片,全部为黑白片,需要驻外摄影记者自己冲洗,放大出一张10寸的传真照片,用AP照片传真机将图片以模拟传真讯号传回北京,总社再将讯号还原为一张照片。所以驻外时,出差采访新闻事件,我们不仅需要携带冲胶卷的设备(药水或药粉、显影罐、温度计等),还要带着便携式照片放大机、相纸,以及照片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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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心,办野报。”

最初和史莹相识还是在网上,印象中当时还在北京某公司就职的她是个非常活泼的北方女孩,但是谈起足球彩票,她却是头头是道。2003年当我试探着向她发出来广州工作的邀请,没想到她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便出现在刚装修不久的大赢家办公室。

之后,她每次购买足彩跟往常一样,都是小打小闹,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虽然没啥收获,但也乐在其中。然而这种淡定的购彩之心再度为小黄迎来此生她自己认为都无法企及的梦想!今年4月20日,她在分析以法乙、德乙、法甲和德甲为竞猜对象的14场胜负第18055期时,由于她觉得难度大,便以冷门思路去选,最终买了一张256元的小复式票。次日一早,当她清楚地看到,整个赛果与她的思路不谋而合时,脸上瞬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之后,她把彩票取出来核对,果不其然,她的这张小复式票命中一等奖。“一开始,我以为我能猜得着,那其他比我更厉害的人应该也能猜得着,奖金应该不会很高。”小黄开心地说:“可当我看到开奖公告时,足足愣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怎么也没想明白,因为喜爱足球而购买彩票的爱心,居然能成就我中500万元大奖的梦想!”而这张复式票还兼中7注二等奖,最终总计奖金5217910元。

  底片选定,我在卫生间将放大机支了起来,将房门关上,用浴巾将门缝封住。一切就绪,关灯。在黑暗中我拿出一张相纸,准备放大十寸传真照片。一推放大机的开关,放大机的灯泡不亮。再试,仍然不亮。无奈之下,我将相纸放回相纸盒的暗袋内,然后将卫生间的灯打开。一检查,放大机的灯泡坏了!

争议:天海坐实集训二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她尝试着来往于各地体彩中心与编辑部之间,更不断地为这张报纸带来最及时的彩票资讯报道。有时候我甚至惊诧于她在彩票这个圈子活络的人脉关系,这决定了我此后在她因家庭原因执意回天津后仍挽留她成为大赢家唯一的全职驻站记者。

  天呐!这可是我没想到的。出门时没从华盛顿分社带备用灯泡来。我立即打电话问饭店总台,附近是否有摄影器材店,可是当时已是晚上7点多,即使有,也关门了。我又打电话找饭店的电工,问是否有瓦数大而且在灯泡上没有商标字的灯泡。回答是:没有。我一时有些乱了手脚,没有灯泡,无法放大照片,拍的照片就无法传真回北京。我急得在房间内转,一只只地看房间内天花板上那些并不太亮的灯泡们,无奈之下,只好摘下了一只,一比划,它和放大机的罗口相配,可以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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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还在《人民日报》体育部担任一线记者时,汪大昭采访业内老前辈,他们说,害怕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国足球好的一天了。汪大昭说,不会啊!现在正在往上走。

在编辑部短暂的期间,她很个性化地生活在这个圈子,有时候一些我甚至认为男同事有些过于的放肆,她也能坦然地接受;她看起来并不刻意打扮,但她也很懂得享受广州的美食,懂得用自己并不丰厚的积蓄率先用上了笔记本电脑;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很多次都向我们炫耀起未来老公的照片。

  只能将就了。我关了卫生间房门,关灯,拿出相纸,打开放大机灯。因为亮度不够,就延长曝光时间。等将照片从相纸显影液中拿出来,一看,影像基本可以,才算松了口气。定完影,清水冲洗、用吹风机吹干。

沈祥福带队引来争议

现在,他觉得这句话在他身上好像已经快要应验了。

回到天津担任驻站记者的日子,就常常与她电话沟通,京津两地频繁的往来,为后方编辑部带来无数新鲜的信息,从足彩的重要改革到单场彩试点,中国彩票市场的嬗变通过她的笔端呈现于大赢家的报纸。当然不用后方编辑的催促,她会很自觉地按照报纸的出版节奏将一些固定的内容准时发送到公用邮箱。

  传真照片做好,我在房间内将照片传真机拿出摆在桌上。我在一个白纸条上写上图片说明,将它贴在照片底部特意留出的空白处,然后将照片卷到传真机的滚筒上。接上电源、电话线,播通新华社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分社的机房的电话,通知对方准备接收。开动传真机,滚筒开始旋转,一只小灯开始扫描照片,将图像信息转成模拟电讯号,通过电话线传到纽约的接收机上。大约十分钟后,传输完毕,我的发稿过程结束。而此刻,纽约那边立即将它再通过新华社内部系统发往北京。北京接收后,在电脑上显示出一张完整的照片影像。

61岁的沈祥福曾为国足一手打造出“超白金一代”,沈帅的能力自然毋庸置疑。但如今以集训队教练身份挂帅天海,不少媒体和球迷还是提出了争议,不少声音认为这是上级领导将天津天海打造为集训队二队参加中超联赛的实锤。

不过,《足球》报社长刘晓新没有那么悲观。他觉得,过去中国队世界杯没出线是灾难,现在是谈资,这其实是人们的心态发生了良性的变化。而他们作为记者,见证了中国足球的整整一个时代和“8000足记”的光荣与梦想,这就够了。

2005年的五一前夕,她结婚了,编辑部的同仁跟她开起了“设立广州分婚礼现场”的玩笑,她倒是挺认真地回答说,“行,等我下次回广州,不带天津大麻花了,请大家吃饭呗!”谁知下一次竟然无法实现,老天爷居然在一个盛夏的凌晨让一个无限热爱生命,无比热爱这个团队的女孩离开人世。

  第二天上午,我特意去了一家摄影器材店,买了几个放大机专用灯泡备着。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出差也都带着这几个灯泡。然而,这台放大机的灯泡,却再也没有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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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元年与“野报”元年

虽然预产期是在今年5月份,但她依然工作在采访的第一线,直到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的手机上显示出史莹发送的短信"报平安,史莹生下一个*斤*两的美女",显然这个新新母亲在充分享受初为人母的时候也丝毫不忘记让同事们分享这种喜悦。此后的几个月,因为工作关系,我一直将去北京出差顺便探望她的计划后移,直到上周,我还在跟她探讨巴萨来华行的有关活动细节。我至今都还记得电话中,她那一口纯正天津话的爽朗笑声“下次来天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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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海俱乐部由体育局托管后,球队的所有动作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包括为广州恒大输送球员、为莫德斯特提供转会证明、官方辟谣称没有受到控制等。对此,不少媒体表现出了明显担忧,《南方都市报》记者丰臻认为,天津体育局托管天海队后,天海俱乐部在不断按要求进行球员交换等措施组建集训阵容,这样的行为明显失控。而《足球报》则认为,尽管天海官方自称球队并未受操纵,但停止选帅工作并宣布沈祥福担任主帅说明俱乐部已正式接到改组为集训队的命令。

1994年,是中国甲A元年。

8月9日的凌晨,将一切击个粉碎!

  1994年上半年,我们的设备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仍要拍胶卷,仍然需要冲胶卷,但是新华社有了自己特制的底片传真机,即将一个尼康底片扫描仪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结合在一起,并将它们放在一个特制铝箱中。这时的发稿,只需将底片扫描进电脑,然后在电脑上输入图片说明,再用电脑连接电话线,就可以将照片传真了,省却了放大照片这样一个很麻烦的环节,大大提高了发稿速度,也让我们节省很多体力。

质疑:践踏公平中超或崩溃

1991年底,巴塞罗那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在吉隆坡举行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体育的李铁映在足球工作会议上指出: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

一份新的工作合同将注定永远无法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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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奥兵败吉隆坡之后,江泽民直接打电话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了三个字:“败不馁。”这三个字传遍了足球界。

“出差都想带着孩子”其实并不太现实,但是她一定想带着她最爱的小生命,走进我们这个集体,一切都不可能了。

(1996年7月19日,亚特大兰奥运会开幕胶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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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亲自约见媒体界人士,听取建言。时任《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汪大昭也在其中。伍绍祖全程让大家畅所欲言。

下午的编前会显然因为这个事件变得无比沉闷,没有人能给出更好的主意。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新华社为了在这一重大国际新闻竞争中抢占先机,特意给部分记者配备了当时刚刚上市的第一代专业数码相机,抢发稿。这也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使用数码相机。我当时被安排负责在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仪式上用数码相机抢发稿。1997年7月1日凌晨,当钱其琛总理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仪式结束后,我立即冲出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会场,一路小跑冲回新华社在会展中心设立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将数码相机卡取出,照片导入电脑,选定一张,配上提前写好的图片说明,将照片发往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编辑部。在那里等待的图片编辑迅速将照片发给新华社的图片用户。从钱其琛宣布仪式结束到照片发出,前后不超过15分钟,在当时算是神一般的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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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很积极,有些从现在看来甚至可以说是操之过急的。但体育本身就不是一件太冷静的事情,有时需要冲动。

“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但是“天国里一定有彩票”,不然她怎么会追随而去?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数码相机发展迅速。如今,新闻摄影的数码化,已经让新闻摄影快得接近实时发布了。

外界质疑恒大动用行政手段引援

不久,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成为时代强音。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以改革为主题的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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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亚洲杯国足被淘汰后,广州恒大和天津天海将被改组为集训队参加中超联赛的报道便不绝于耳。随着两家俱乐部在此后的一系列反常操作,越来越多的球迷认为集训队打中超一事已经实锤。

根据这一精神,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实行主客场赛制。新的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

(2014年3月5日,第12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手机拍摄)

对此,《上观新闻》体育版则继续措辞强烈地提出质疑,称天津天海按要求将队内国脚送至广州恒大,然后从广州恒大租下多名边缘球员,并由广州恒大方面帮忙支付工资,类似行为表明两队间的关系已经不再简单。联赛公平遭到践踏背后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幕后的行政支配更令人感到恐惧。该媒体表示,管理机构带头破坏公平,中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或面临“雪崩”。

先有鸡,后有蛋。

  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代苹果手机,iPhone2,再次为摄影发展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几年的时间,手机摄影已经在大众中普及。而对于专门的摄影记者而言,手机不仅能拍照片,而且可以将手机拍摄的照片迅速传输给后方的编辑部、网站。特别是随着带有wifi功能的SD照片储存卡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摄影记者在采访现场将相机拍摄的照片传输入手机,再通过手机的无线通讯功能将照片传回编辑部,或者直接发布上自己的微博、微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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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之前,中国足球只是专业队的事情,足球媒体更是一个寂寞的行业。1994年,足球媒体应运而旺,突然进入井喷时期。只要是谈足球就有人看,说的是什么不重要,谁办都会赚钱。足球媒体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

  如今,我已不在新华社,没有了现场图片编辑的协助,报纸编辑部的人员有限,所以采访基本都是自己一人独来独往。但是,手机应用,却为我实时发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今年两会,不论是在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还是3月15日人大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的新闻发会上,我都是一边用相机拍照片,一边站在原地,不动声色地将选出的照片通过wifi储存卡转入到我的手机上,然后再用手机的3G上网功能将照片发回编辑部和我们的网站,网站可以跟随前方文字记者的报道滚动配图播发。不需要带笔记本电脑,一切都在外人难以察觉的情况下完成抢新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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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足球传统重点地区都有了专业足球报刊或以足球为重点的体育报刊,有名有姓的就有几十种,发行量小的几万,大的过百万。其中的佼佼者有:广州的《足球》、天津的《球迷》、沈阳的《球报》、长沙的《体坛周报》等。

  过去20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世界新闻摄影发展从传统胶卷到数码的转变。在未来,新闻摄影,又会出现何种的突变呢?

抨击: 广州恒大,请放中国足球一马

南国“一哥”

允许转载,转载时请标注来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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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报是无可争议的“江湖一哥”。发行量单期过百万,每期卫星传版到全国各地分印点,同时开机印刷,一大早送往各个报摊点,哗哗哗往出卖。

稿件一经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网免费将其使用于本网或与本网有合作关系的非赢利性各类出版物、互联网与手机端媒体及专业学术文库等。

今天下午,《钱江晚报》发布整版评论《广州恒大,请放中国足球一马》,抨击广州恒大“充当集训队为名四处搜罗国脚”,称广州恒大热衷囤积国脚的行为导致许多当打之年的球员无法获得出场机会最后泯然众人,而恒大虽然提出了2020年实现全华班,但本身不依靠青训培养球员,却利用重金或行政命令强行挖角别队。文中直言:“如果恒大只是亩产万斤的故伎重演,还是跪求放中国足球一马。

当时,足协要办一份《中国足球报》,用来对接国际足联媒体委员会定期给所有会员的内部通讯。《足球》报找到足协,想利用这个机会升格,在报名前加上“中国”二字。但根据规定,国字头报纸的注册地必须在北京,而《足球》报的注册地在广州,因而没有运作成功。

由稿件引起的著作权问题及其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行承担。

事实上,近期中国足球再度陷入到混乱之中,包括行政干预、强行归化等问题都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但事实是,想要提高足球成绩还需着力青训长远规划,仅考虑两年三年急功近利已被证明并不可行。

1995年1月,《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在“新年宣言”中提出,要“有野心,办野报”,不做听话的“驯报”。

在严俊君看来,体制内媒体要反映不同的意见,更要体现主流的声音。所以《足球》报不要做“家养”的,要保持野生之态,这样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好说话了。

这一年,甲A联赛期间,四川全兴队战绩不佳,面临降级。严俊君考虑,四川是体育大省,如果四川的足球上去,对整个中国的足球发展有好处,《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也将稳步上升。为此,《足球》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保卫成都》。在此号召下,成都开始了“全民救亡运动”,并保级成功,当夜,满城欢腾。

严俊君意识到,不公平的裁判对一支足球队的伤害是巨大的。报纸花了10万块钱,买到了裁判“黑哨”的证据。一时间,《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从11万迅速增加到22万。严俊君的名字在四川家喻户晓。

不过,在汪大昭看来,“保卫××”的提法很“小报”。一支球队只有凤凰涅槃,革除弊端,才能新生,而不是为了“保卫”它而不择手段。

1996年1月,《足球》报又刊登了《请出“石敢当”——致读者的开年话》,提出要“压邪扶正,严厉打假”。

因为“办野报”、打“假”,《足球》报和足球界上下屡有冲突,但严俊君总有办法与之达成和解。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足球》报对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比较敢说话,但这是一种“小骂大帮忙”,要骂得实事求是,骂得人家接受甚至高兴。

在汪大昭看来,严俊君固然长袖善舞,更重要的是足协也不希望看到《足球》报出问题。

汪大昭在北京,和高层接触较多,严俊君很在意,经常跟他通电话。一次,《足球》报要刊登足协主席袁伟民的讲话,严俊君半夜三更给汪大昭打电话,核实情况。

汪大昭觉得,地处广州的《足球》报受香港媒体的风气影响,总是打擦边球,有先天的迎合读者的小报格调。有几次,头版头条大标题刊出的报道,结果却查非此事,被要求公开辟谣道歉。“假的比真的好卖。”汪大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足球》报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最辉煌时的影响力,无出其右者。该报虽然是广州体委和《广州日报》合办,却自始至终独立经营,敢于冒险,赚得盆满钵满。在那个媒体尚未走出行政化的年代里,其市场化取向无疑有着不可否定的正面作用。

湖南“小报”

也是在1994年,后来在足球评论界暴得大名的周文渊开始专攻足球。

1991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教师周文渊辞职,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任职。闲暇之余,开始尝试给体育报刊投稿。他的投稿未获“江湖一哥”《足球》报青睐,却引起了一份位于湖南的小报《体坛周报》的关注。

《体坛周报》1988年成立,是湖南省体委的机关报,一开始发行量只有5000份。但一出生,它就以自己的专业水准吸引了一批铁杆球迷。

受总编瞿优远和编辑彭金枝的赏识,周文渊开始了与《体坛周报》的长期合作。当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的张斌也是这么被彭金枝发现的。

甲A职业联赛开始后,上海申花队这样的强队开始涌现,还出现了明星教练徐根宝,明星球员范志毅、祁宏、申思等。周文渊变成了《体坛周报》在上海的一个主要作者。因观点犀利,他的足球评论常被刊登在头版,有时甚至是整版刊发。

1995年,周文渊发表《给范志毅定位》一文,认为范志毅当后卫大材小用,提出“解放范志毅”,让他打中场。同年,范志毅就打上了中场,在甲A踢进了15个球,获得了当年“中国足球先生”称号。周文渊听说,徐根宝对媒体很重视,每到周二,就派人去报摊买齐15份体育报纸,他相信徐根宝至少看到过这篇文章。

在汪大昭看来,与《足球》报由资深业内人士撰写专业性评论的路数不同,《体坛周报》的这种风格在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吃香。后来《足球》报的评论也开始向业余大众倾斜,培养出了一批“网红”。

汪大昭觉得,直到今天,周文渊看足球也是一半在里一半在外,但他眼界比圈内人更开阔,结论虽时有跑偏,但读者不在乎,越锋芒毕露越喜欢。

金州只相信激情

1997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在大连金州举行。一时间,足球媒体空前发达。李承鹏等一批年轻足球记者、足球评论员开始脱颖而出。这批足记大多来自体制外,足球理念和话语方式与老牌记者完全不同,多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足球。

赛前,周文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国足主教练戚务生的训练方式:用狼狗把门、一天一个万米跑,等等。文章猜测,可能因为输掉了两场大的比赛,受到了上面领导的压力。《体坛周报》因此被国家体委的一个内参点名批评。

此后,周文渊的文章在十强赛期间时常遭到删改。他对此感到不满,和《体坛周报》的合作出现了裂痕,将尖锐犀利的文章都用笔名投给了《体育参考》。时任《体育参考》总编室主任刘晓新说:“周老师,你写,我们新华社可不怕他们。”

刘晓新也是1994年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的。那年,他辞掉了衡阳商业干部学校的教职,南下广州,开始了十多年的“南漂”生活。他先后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体育部寻找机会,最终进入了新华社广州分社创办的《体育参考》报。

除了是个有胆量的编辑,刘晓新还是个有激情的球迷。他的职位没有出差采访任务,就自掏腰包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到大连,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国际足球赛事,和大家一起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边唱一边流泪。

圈内认为,这么多年过去,事实上最强的一届国家队就是1997年的这支国家队,高峰、郝海东、范志毅……每一个球员都特点鲜明,每一个位置都拿得出手。

但时运不济。中国队最终2:4负于伊朗队,没能出线。

那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年代。足球单纯而极端,赢球是全民狂欢,输球是灾难大片。一个名叫老榕的网友写了篇文章《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一时眼泪横飞,到处长歌当哭。

这场比赛,让刘晓新再也坐不住了,想要去足球一线。

1998年,《体育参考》准备提拔他做副总编,但他觉得《体育参考》不是一支专业的团队,萌生了去意。

从学生时代起,刘晓新就是《足球》报的忠实读者。1996年的一天,他替该报一个朋友写了一篇稿子,第二天,他的名字出现在《足球》报上。那天,他把摩托车停在路边的报摊边,买下这张报纸,反反复复看了一个小时,觉得像做梦一样。

1998年11月,经朋友介绍,他见到了严俊君。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的严俊君问他有什么需求,他说,职位和薪资他都不在意,只有一个要求,出去采访前单位可以批下经费,严俊君欣然允诺。整个录用过程用了不到5分钟。

那时,为《足球》报效力的都是谢奕这样的业内顶级记者,这份报纸在刘晓新心中太过神圣,压力大过惊喜。

他马不停蹄地疯跑在国内外足球赛场上,一人负责十几家甲A俱乐部,同时还负责国奥队、国家队的采访任务。

不久后,《足球》报举办了一个特约记者年会,刘晓新结识了“川江号子”的代表人物李承鹏,开始了多年的交往。2009年,已是《足球》报总编辑的刘晓新和李承鹏合著了《中国足球内幕》。

刘晓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承鹏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两人背景相似,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只是,李承鹏更泼辣,把足球当社会触角;他更平和,不希望让足球承载太多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环碧小墅江湖

有那么几年,几乎每年的12月到次年1月,有40多天,刘晓新都是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度过的。

推行足球职业化以后,海埂成了足协的冬训之地。联赛之前,所有球队都在此集训,球员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服互相打招呼,球迷们追着喜爱的球星签名合影,女球迷在训练场边拉起追星的横幅。

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都住在海埂基地外包的环碧小墅。老板娘每年都在苦等这40多天的冬训,她和记者们都很熟,会给记者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来。

那时,出来跑甲A的都是最拔尖的足球记者。在他们心中,足球是人的故事,有关江湖和人心,而不仅仅是对技战术和打法的冷静探讨。

环碧小墅就是一个“江湖集散地”。这里如同《武林外传》中的同福客栈,又有点像抗战时期的和平饭店,里面上演着各种惊悚、刺激、搞笑的故事。其中最有意思的事,刘晓新说,目前还不能见诸报端。

各路消息在海埂畅通无阻。“无论‘中统’还是‘军统’的消息,在这里你都能听到。”刘晓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天,记者们都在互相讲故事中度过。北京、大连等地的记者更关注自己的球队,但在刘晓新眼里,每个队都是他的队,所有的故事都是他的故事。他也因此得以走近每一支球队。

那时,球员是暴富阶层,可能昨天还在体委的运动员餐厅里吃大锅饭,今天就突然拿到一笔几万块的奖金。有的球员拿到钱,把现金一张一张捋好摊平,摆满整张床,对着发呆。那时,范志毅的梦想是拿到奖金,然后去上海最贵的百乐门,想喝多少听可乐就喝多少听可乐,请大家一起喝。

痛悼史莹,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很多球员身上都带着江湖气,有时像港片《英雄本色》一样本真和有情有义,有时无法无天,攀比之风盛行。

教练和球员们常来环碧小墅找相熟的记者,有时,他们突然发现坐在身边的记者昨天刚刚写了一篇让自己很不高兴的稿子,场面就很尴尬。

相关部门的官员也驻扎于海埂。40多天里,每天都要比赛,记者每天写完稿也要和足协的人约比赛。高原训练一个多月下来,记者们的身体都会好很多,回家走路都觉得两脚飘轻。

2002年以后,球队都有钱了,有了自己的训练基地。还有人对高原训练方法提出了异议,海埂集训便曲终人散了。

“坦诚相见”的采访

刘晓新整天泡在球员中间,球员们聊天也不避讳他。每次采访前,他先背着球包跟队训练,结束后和球员一起打牌,泡澡堂子。大家打趣他:“今天老刘要搞谁啊?”这是真正“坦诚相见”的采访。

他听很多人讲过请裁判洗桑拿的故事。裁判趴在按摩床上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将用纸包着的钱悄无声息放在他身边。他什么都不会问,心领神会地收下,第二天该怎么做,他很清楚。

在那个专业足球联赛向职业足球联赛转型的时期,这一幕是足球圈里常见的游戏规则。谁不希望得到裁判的一点关照呢,至少不要去关照对手。一般来说,总得打点一下,给了钱不一定帮你,不给钱一定不会帮你。

刘晓新将他了解的假球、赌球、黑哨等内幕写成文,在《足球》报头版头条连载了五六期,每一期谈一个方面的“假”。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进行假、赌、黑深度报道的足球记者”。

这在《足球》报是史无前例的,《足球》报下了很大决心,关键之处都用匿名。整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刘晓新说,如果是现在,他会更成熟地处理这些事,但当时,年轻的他没有害怕的。

1999年12月,在甲A最后一轮保级战中,发生了重庆隆鑫疑似放水给沈阳海狮队、广州松日被降入甲B的轰动全国的“渝沈悬案”。在舆论压力下,足协派出了由足协官员、律师、财务和媒体人士组成的调查组。《足球》报受邀,派刘晓新加入。

刘晓新发现,这是一件不能不做的事,也是一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因为足协可以调查球队,但是球队的经济往来和政策制定都是背后的企业在管,而足协不能查企业的账。

改革开放后,这是普遍的情形。市场在发展,问题发展得比市场更快。

老大易位

《足球》报独步足坛的盛世并没有持续太久。湘军《体坛周报》在悄然崛起。

在汪大昭看来,《足球》和《体坛周报》本来地位分明,《足球》报做惯了老大,千年老二《体坛周报》则非要上位,甚至有些事做得不大讲究。

他觉得,媒体在一个阶段的当家人,以及处于什么样的大环境都很重要。瞿优远的聪明,在改革转型时期很容易成气候,一旦走上正轨还是会露出短板。

《体坛周报》执行总编辑吴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来看,《体坛周报》使用的就是正常的市场手段,这是资源竞争,只不过在当时的封闭环境中,会显得强势。

1997年秋,金州的眼泪在飞时,远在长沙的《体坛周报》却在庆祝自己发行量超100万份。此后,《体坛周报》每一期报纸都会把发行量印在头版,并且傲娇地附上全国各地分印点的电话供核实。

32岁的总编辑瞿优远告诉报社的每一个人:不要再提少花钱多办事,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钱,钱不投进去就没什么意义!

《体坛周报》的发行量已经赶超《足球》报,但其侧重国际体育报道,尤其国际围棋、欧洲足球联赛和NBA报道,在国内足球报道这个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还无法与《足球》报匹敌。《体坛周报》意识到这个短板,开始发力。

1997年底,瞿优远向周文渊提出,希望改变以往的松散合作关系。周文渊离开投资咨询公司,正式签约《体坛周报》,成为其第一个专职记者。接着,《体坛周报》又从《足球》报挖来了马德兴。两人一度并称为瞿优远的哼哈二将。

1998年至1999年,学院派足球代表人物霍顿接替戚务生,成为中国男足主教练。中国媒体对此褒贬不一,周文渊和马德兴分别是“倒霍派”和“保霍派”的代表人物。周文渊说,这不是《体坛周报》的策略,而是出自两人各自的判断。他和马德兴会有争论,但基本上是求同存异,谁也说服不了谁。

46岁的黎明是《体坛周报》的铁杆粉丝,从1991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即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念大二时就开始追《体坛周报》,一追就是20多年。周文渊的评论是他的心水,直到如今,他还能脱口成诵那些金句,比如中国足协其实是把所有领域强行绑上了自己的烈火战车,比如真相哪怕被掩盖也总有呈现之日。言论之犀利,让他一度忍不住替这份报纸捏把汗。他不喜欢马德兴的文章,觉得平淡无奇,又臭又长。

周文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人以为《体坛周报》直到2001年十强赛时才正式超越《足球》报,其实,经过1999年国奥队九强赛一役,双方的地位已经逆转。

1999年,中国体育传媒江湖进入两强对峙格局,但此消彼长之势并没有结束。

这一年,《足球》报经历震荡。报社跟广州市体委脱钩,完全并入《广州日报》。严俊君被撤换,很多记者调到了《广州日报》体育部。

而正式编制只有12人的《体坛周报》却创收近亿,利润达5000多万元,1999年和2000年上缴各类税费2978万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坛周报》光派到现场的记者就有9名,在国内仅次于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光是往返机票就花了20万。

只要瞿优远想挖的人,几乎没有挖不到的。其中,大连记者金松是在与《足球》报基本谈妥的情况下被《体坛周报》半路截和的。《南方体育》2000年刚创刊不久,就被《体坛周报》高薪挖走了唯一一位美编。

瞿优远信奉“人才就是一切”。他可以为新美编提供高薪、房子、户口,甚至把她的丈夫从广州调到《体坛周报》发行部。在一年广告收入只有1000万时,马德兴一年的报销费用就达到100万。

李响事件,只是这场人才大战中一个标志性片断而已。

2000年,米卢任教中国国家足球队。《广州日报》政文部记者李响调入《足球》报,凭借外语优势和过人的情商,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米卢的信任,获得了很多独家新闻。

李响刚到《足球》时,是刘晓新带她采访的。在刘晓新眼里,李响很擅长和异性打交道,她不提问,只聊天,让米卢感到像是他乡遇故知。

第一次,是一家猎头公司开价70万来挖李响。李响请刘晓新吃饭征询意见,刘晓新建议她跟广州日报集团谈一谈,能否给一个更好的职位或者一个房子的首期,但都未果。

第二次,《体坛周报》开出了150万,刘晓新无话可说了。

李响在十强赛开赛前的“转会”给了《足球》报以重创,《体坛周报》则以此举昭告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体坛周报》执行总编辑吴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李响转会是一场资源大转移,说明当时《体坛周报》掌握的资源已经强于《足球》报了。

2001年10月7日,在辽宁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国足1:0战胜阿曼,闯进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

第二天,《体坛周报》正刊和纪念刊一共卖出507.8万份,在同类报纸中一骑绝尘。

从凌晨4点开始,《体坛周报》全国29个分印点的印刷机一直转个不停,直到中午才全部印完。全国各地读者从早上开始在报摊排队,直到傍晚,还有人在到处求购一份《体坛周报》。

《体坛周报》一时洛阳纸贵。中午出,经常到下午就买不到了。为了追买报纸,黎明曾打车沿街买,也曾步行几公里一家家找。

不过,吴翰并不喜欢用“江湖易主”这样的口吻来谈论此事。他说,他们这一拨人都是看着《足球》报长大的,对《足球》报很有感情。

盛极而衰

2001年中国队闯入世界杯决赛,让中国足球媒体更加野蛮生长。足记人数暴涨,最多时号称全国有8000足记。

2002年4月,足协在昆明望湖宾馆召开了动员大会,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给国足的世界杯之旅定了位:争取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刘晓新得知后心想,为什么不可以改成“来一次,笑一次,玩一趟”?

在刘晓新看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享受足球。他认为,中国人玩足球,如果哪天能像巴西人玩乒乓球一样,那就好了。巴西人并不会因为中国队太强就充满了愤怒,而中国人面对巴西足球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这种超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较劲是痛苦的。刘晓新曾去英超、意甲、西甲考察过,他看到了足球文化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真正影响到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2002年世界杯,是中国传统体育媒体的巅峰时刻,也是盛极而衰之始。

全民足球热,渐渐冷却。

曾经的《足球》报辉煌不再之时,地方报纸也相继没落,甚至关张。

从1992年开启足球改革以来,已历三届世界杯:1994年,请了外教没有出线;1998年,用自己最好的教练,还是没有出线;2001年,请了外籍大牌教练米卢,出线了,但是,那又怎样?除了被人灌了9个球。

足球界与媒体的10年蜜月期也结束了。2002年世界杯之后,媒体和球队的关系越来越僵。媒体以曝光足球负面信息为乐,因为骂足球可以卖报纸。

2004年是“中超”(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元年,这是甲A的升级版。汪大昭说,此举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筹备的时候,有理想化成分。

这一年,刘晓新接替谢奕,出任《足球》报总编辑。

此时,在新媒体崛起的大形势下,传统媒体出现衰落。在此前后,数家体育专业报刊被迫停刊。

2009年,公安机关掀起了足坛打黑风暴,打击足坛赌球、假球事件,涉及人员从球员到教练员,从俱乐部官员到投资商,甚至包括足协官员。

吴翰说,这是中国足球媒体最后的高光时刻,之后迅速萎缩。

这一年4月,瞿优远因涉嫌私分资产被带走。2011年11月,他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长达75页的判决书上,罗列了瞿优远的三宗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职务侵占罪。

《体坛周报》创刊初期,报社只有四五个人,瞿优远每天坚持最后一个下班,出报的时候抱起一大摞往人多的地方吆喝。多年来,他担任头版的责任编辑,凌晨三四点,还会坐在电脑前编稿和校对。

在周文渊眼中,瞿优远是天赋异禀的人才,但也有其个人局限性。他过多相信自己的直觉、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依靠团队、依靠机制。

痛悼史莹,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一开始,他基本上是与民同乐,跟我们一起玩儿、一起工作、一起做版,但后来就搞得很神秘了,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周文渊说。

《体坛周报》没有第一时间赶上新媒体的列车。吴翰说,现在《体坛周报》正在将全部人力物力向新闻客户端“体坛 ”倾斜。

三年前,黎明移民加拿大,因《体坛周报》没有网络版,他被迫戒了这份报纸。他很怀念当年,一包万宝路、两瓶小二、一张“体坛”就是一天的日子。

作为《足球》报的现任社长,刘晓新却能平静地看待这些潮涨潮落。他说,时代变了,足球更加市场化和社会化,不像过去那么高度政治化。“很多事情反而可以更理性。”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联系不到李承鹏采访。一些老朋友们都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瞿优远去年9月假释出狱,过去的手机已成空号。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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